随着城镇化进程日益加快，“农村空心化、农业边缘化、农民老龄化”问题应运而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为了解决上述“三农”问题，党的报告中首次旗帜鲜明的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在顶层设计之下，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都从各自不同的视角，提出解决这一复杂问题的思路和。通过对这一问题相关研究的系统梳理，研究者达成一种共识：进行乡村振兴首先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让缺失的主体（人）有序的回归。

　　一、乡村发展遇到的瓶颈

　　我们都知道，乡村的基本构成单位始于血缘家庭，在此之上，由有血缘的家庭组成乡村的核心构成部分——家族。不同的家族之间为了获得共同的发展，联合起来共同构筑起了一个个乡村。这样构筑起来的乡村，除了行政领导外，更多的是依靠在"寨老"的协商下，使各个家族之间能排除争议，获得共识，从而达成了协商一致的契约，并在契约的规约下，各得其所，各就其位，各事其务。如果乡村按照这样的良性运行，也就无需我们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去加以保护和振兴了。

　　但一个不争的事实却在于，随着中国城市化日益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乡村在不断地"衰落"和"凋敝"。当然，导致乡村"衰落""凋敝"的原因有很多，张克俊归纳了乡村"衰落""凋敝"的五个表现。

　　一是农村空心化，农村房屋大量闲置，农村家庭空巢率持续上升，一些传统村落凋敝甚至走向消亡，乡村记忆消失，文化流失明显；

　　二是农民老龄化，许多农村地区支撑农业生产活动的主体是50岁以上的老年人和妇女，即"386199"部队，"谁来种地"的矛盾突出；随着中国城市化快速的发展，农村男性青壮年劳动力进城打工的数量剧增，广大农村留守的妇女、儿童、老人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备受关注，被戏称为"386199部队"。

　　三是农业副业化，虽然近年来现代农业不断加快发展，但这仍只是存在于一些区位条件好、资源优势突出的局部空间和点位，大量面积的则是小规模、一家一户的传统农业、兼业农业、老人农业；

　　四是农村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公共事业发展滞后，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低，乡村治理落后，农民的法制意识比较薄弱，现代文明程度低；

　　五是农村生态环境退化，不少地方的土壤退化、水土流失现象突出，农膜、农药、化肥超量使用，农村面源污染较为严重。总体而言，我国农业现代化已成为"四化"同步最大的短板，农村已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大制约。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乡村"衰落""凋敝"主要导因于生活在乡村里的青壮年越来越少，而留守的妇女、儿童和老人占比越来越高，从而使"空心村"的范围变得越来越大。这样一来，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在乡村主体"人"的缺失之后，逐步打乱了乡村稳定延续的状态，乡村开始出现"病态"，并在痛苦的中陆续的倒下。为此，我们就很有必要对其"生病"的原因进行分析，并为其恢复健康找到一剂"良方"，从而也为乡村振兴找到一个出发点和着力点。

　　二、乡村振兴主体缺失的途径

　　一是接受教育之后，通过考试，凭借高等院校或职业技（院）校这个门槛，而离开自己的乡村进入到城市生活。我们也知道，国家通过这样的方式，虽然为乡村培养了不少精英人才，但是无形当中，使得这样的人才远离了自己的村落，并开始淡忘了自己的村落，甚至背离了自己的村落，然后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城里人"，融入到城市的生活中，从而导致了乡村"精英人才"的缺失。当然，我们不能责怪这些人对自己村落的发展没有责任心，没有担当。因为他们从小接受的这种教育，不论从教学的内容、教学的形式、还是教学的成效评估，亦或是对人格的塑造，都是以"城市的需要"为底本，一个个幼弱的乡村小孩，又怎么能够抗拒这样的力量。

　　二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大量的青壮年甚至少部分老年人开始离开自己的村落走上了打工的行列。对于中国出现的"打工潮"，很多的学者都进行过相关的研究，普遍认为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城乡发展不平衡，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调、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日益增加、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不断扩大等等。我们同样没有理由去责怪这些因为生计离开自己的村落而外出务工的村民，因为在社会的发展过程当中，他们当然有权力和城里人一样去享受因社会经济发展而带来的日益丰裕的物质、精神等方面的生活追求。

　　三、让乡村振兴主体回归的思考

　　为了能让振兴乡村的主体有序地回归村落，有些学者从历史的维度，去探寻主体回归的良方。他们认为，针对第一种走出去的"精英"，可以借鉴历史的经验让他们回归。在中国历史上，官员退休后，皇帝会赏赐一定的金银和土地，让他们回到老家安居乐业。那么今天，我国政府是否可以沿用这样的思路，制定相关的政策，鼓励从乡村走出去的知识分子或名流学者在退休后回到自己的村落，给他们一定的宅基地和安家的费用，让他们在晚年的时候能为自己村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让他们的回归发挥出古代乡贤的作用，这样可能会对乡村振兴起到积极的作用。

　　有些学者从现实的观照中，去破解主体回归的困惑。他们认为，第二种离开村落而进入一个对自己而言相对陌生的城镇区域生活，其主要的目的还是为生计所迫。呼吁国家给予优惠政策，创设路径让他们回家创业，通过不同的渠道，增加村民的收入，从而缩小城乡差别，让村民在自己的村落中也能体面的生活，那么乡村振兴的主体就能有序的回归。

　　采用政策手段鼓励年轻学子热爱农村，回归农村创业，当然是一项很有见地的政策路径选择。但要使这样的政策路径产生实效，问题不出在生活待遇上，反倒是出在创建什么样的农业问题上。中国本来有自己优秀的传统农业，但是在中国崛起之前，由于历史的原因所使然，中国的社会氛围中出现的崇洋媚外，鄙视传统之风甚嚣尘上。世风所染，不仅乡民，连城里人都迷失了自我。就是到了中国崛起后的当下，国外要对中国打贸易战，限制中国商品入境的世界大背景下，我国还有不少人认定洋货好，中国的土货差，偏偏要到国外去买"中国货"。如果这样的邪门歪道得不到抑制，最终必然会干扰到中国传统农业的复兴，传统农业复兴不了，向现代化转型就很难实现。这样一来，即使是学农业的知识分子回到自己的家乡，该如何做？做什么？同样要坠入雾里烟云。他们起不到示范标杆作用，他们能够发挥的效用也就堪忧了。如此看来，政策能够让他们回乡去，但却不能让他们壮大发展、落地生根。

　　为了破解这一难题，我们不妨看看国外是怎样看待中国传统农业的。20世纪初，美国出现农业危机时，联邦政府指派富兰克林·H·金到中国、日本和朝鲜半岛进行农业考察，回国后编写了《四千年农夫：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一书，大力盛赞中国传统农业的辉煌，耕作了四千年的土地还不会退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共荣，号召全美国向中国学习。其后，这本书指导了好几届美国政府的施政，其中就包括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内，并因此而推动了美国生态农业运动，至今在美国还在产生着深远的社会影响。

　　再回首看，为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提出的化解方案多种多样，但都很难收到预期的效果。关键原因在于，长期以来对"三农"问题的认识，本身就存在重大的偏颇，大都认为西方的"集约"农业好，于是明里暗里鼓吹中国也需要生搬硬套发展"集约"农业。正如温铁军在中文版《四千年农夫：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的序里面所说的那样。

　　百年前的学者已经认识到中美两国农业生产模式存在的巨大要素禀赋差异而不可能完全效法彼此。但是当前无论政策界、学术界，还是主流社会，坚持认为中国农业应该转向美国"大规模+集约化生产"模式的大有人在，实在令人对这种"无知者无畏"的泛滥感到惊愕，也不得不对农业政策中长期存在的偏差而带来的"双重负外部性"——生态环境损失和食品安全失控，而令人扼腕。

　　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即使是农业专业毕业的高才生、博士，心目中只看重西方的"集约"农业，而忽视中国的传统农业。这样一来，他们即使回到乡村，往往也会处于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尴尬境地。这个问题不解决，他们即使回了乡，乡村振兴同样无望。因而，这样的路径选择同样是治标之策，非治本之方。

　　四、乡村振兴主体回归的文化途径

　　乡村振兴虽说与农业直接关联，但其背后却是文化的复兴问题。按常规的逻辑分析，世人都会一致公认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自强和自信必将随之而至，殊不知文化的运行本身就具有惯性，历史上积淀下来的民族自卑、自弃和自疑，不会随着国家的强大而快速调试到位，历史的阴影按惯性会延续很长一个时段。具体到当下中国的现实而言，恰好就是如此。

　　令人猛醒的事实恰好在于，经过一百多年的屈辱和创伤之后，中国虽然做到了和平崛起，但历史的创伤培育出来的自卑、自弃和自疑，却像阴影一样弃之不去。这样说也许会刺伤某些人的神经，但却不得不说，因为这是不争的事实。

　　别的且不说，单说中国紧邻的日本和韩国，就足以说明事实的客观性了。日本是二战的战败国，至今还是美国的附庸，但是日本土产的优质稻米，即使卖到了180元人民币每市斤的高价，日本民众宁可出高价买本土的大米，也不愿意廉价购买从美国进口的大米。我们可以看到，日、美两两国大米的差价高达10:1，于是围绕农产品市场的开发，美日之间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贸易谈判，至今日本仍然没有低头。对此，我们不得不佩服大和民族的文化自觉、自强和自信，也不得不称赞日本民众的爱国性。韩国也是如此，韩国至今还坚持身土不二的文化信条，该信条其实来自中国的中医，其后被朝鲜学者编成了《东医宝鉴》，直到今天，韩国民众还坚持只有本土所产的粮食才养生，对产自国外的产品加以拒绝，宁可高价购买本土所产的粮食，也不会廉价购买国外的粮食。他们绝不是乱花钱，而是要信守自己的文化信条。

　　与此同时，欧盟虽是美国的盟友，也是北大西洋集团的保护对象，但欧盟各国却一直美国的转基因食品。与美国的农产品进口谈判，欧盟从未有国家低过头，其民族自信、自觉和自强同样值得称赞，而中国在这一问题上恰好缺位。当前中国已经加入了世贸组织，中国当然不能背信弃义，设置关税壁垒，阻挡国外农产品的入境。但中国何尝不可以仿效日本、韩国和欧盟，培植民族文化的自觉、自强和自信，让那些转基因垃圾农产品，靠粮食倾销左右中国社会的图谋阻挡在境外，何尝不可以激励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自强和自信，让国外农产品能够进的来却卖不出去。其他发达国家可以这样做，中国为何不可以？

　　就这一意义上说，乡村振兴问题、主体人才回归问题，说到底本身就是一个文化问题，而且是事关中华民族总体利益的文化大问题。与其靠政策强制执行，或者靠经济利益引诱，去驱动乡村人才的回归，倒不如启动文化手段让整个中华民族在农业问题上树立文化的自觉、自强和自信。因为这样做既维护了中国对世贸组织的承诺，又维护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而结果却可以在无需投入、无需技术引进的前提下，就可以靠农民自身去实现乡村振兴，还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树立一个榜样。

　　五、结语

　　文化自觉与乡村振兴都成了一个时不我待的研究课题。但是，要真正做到文化自觉，实现乡村振兴，都应当是乡村振兴主体实行自下而上的一种营造（或构建）和自上而下的资源对接。这是因为，乡村社区的文化自觉也好，还是乡村的振兴也罢，必定是一个传统乡村的延续，而不是对传统乡村的背叛与否定。这种自觉和振兴的载体依然只能是传统的村落，其主体只能是生活在传统村落里面的人，其动力只能来源于传统村落的文化。这是因为，这些是我们实现文化自觉与乡村振兴的转盘。因此，我们今天要实现文化自觉与乡村振兴，不是要去摧毁这个转盘，也不是要去消解这个转盘，而是要修复这个转盘，将这个转盘在城镇化进程中导致的某些失落、生锈的链条进行修补。要知道，"破旧立新"的代价是惨重的，是乡村社会难以承受的。因此，我们需要在转盘的运转中，检查这样的部件，查处其存在的问题，何以阻碍了乡村社区的文化自觉与振兴。